儒学在先秦时期虽已成为显学，其理论也形成了体系，但它毕竟仅是百家之一。真正使儒学一跃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还是汉代的儒生。由儒学的产生到其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经过了一次大的整合，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在与其它学派的激烈争鸣，相互吸收中逐渐发展和深化的。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至为重要作用的人物，是汉代儒学巨擘董仲舒，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并发挥作用，是学术自身发展和社会政治需要合力的结果。
以汉武帝刘彻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选择并独尊儒学，应该承认确乎是明智之举。但是以往学术界对儒学的这次大的整合以及董仲舒学说本身的评价不是很高，相关研究成果亦略嫌单薄，弥补这方面存在的不足之成果是黄朴民博士的新著《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该书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全书25万余字，系统阐说了董仲舒与汉代儒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理论体系、自身特征和历史命运等，同时对其文化价值、意义及其相关问题也都作了较为公允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可谓发汉代儒学之精微，补董仲舒研究之不足。它一改前人研究汉儒的出发点，抛开关于汉儒“形而上”局限性的纠缠，径直探究汉儒“形而下”的积极因素，从而使董仲舒与汉代儒学的研究别开生面，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汉儒对儒学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特殊贡献。
该书还提出了许多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新观点，深化了有关董仲舒与汉代儒学的研究。如指出董仲舒学说的多元结构，论证其所代表的汉代儒学，克服了早期儒学“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沟通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从而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儒学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时代课题，这样就使董仲舒功过地位得到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又如，著者辨析“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关系，说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与早期的“天人感应”说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彼此存在着“体”“用”关系。这是很深刻的独到见解。恰如杨向奎先生“序”中所言，“详细阅读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代儒生们发生的积极作用及消极影响。”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构筑和学术见解的提出，都是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我们从本书的体系和创见中可以看出，著者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在讨论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对各种资料的搜集爬剔和考订分析，可谓穷本溯源。这种坚持从史实出发，决不辄下已意的做法，使该书所得出的结论大多言之有据，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关于董仲舒著作《春秋繁露》的真伪及体例问题的考证和对《白虎通义》谶纬说的辨析，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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